飄在北京的“蒲公英”:打工子弟求學生存實錄丨鈦媒體影像《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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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們就像蒲公英,跟隨父母四海為家,他們生命力頑強,在哪里都能落地生根。這所蒲公英中學,就是他們在這異鄉生根發芽的地方。


鈦媒體攝影師丨林


2019年7月4日,北京市大興區,蒲公英中學校園內,志愿者帶來的相聲表演引得學生們哈哈大笑。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4年前曾估算出,中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約有1億人,其中流動兒童3426萬人,這些孩子如何上學接受教育,是這個社會面臨的無法繞開的問題。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對那些跟隨父母務工的腳步,離鄉背井來到大城市的流動兒童來說,這火把更加彌足珍貴。


在北京市大興區,外來務工者聚集的南五環,就有這樣一個公益性、非盈利的中學,它專門接收家庭條件困難的打工子弟,為這些孩子點燃一根根火把,讓這些折疊城市邊緣的農家子弟看到了世界的廣闊。


鈦媒體影像《在線》第96期,我們一起走進這所學校,走近兩名14歲的學生,看看這火把,為他們的生命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別的學校是選尖兒的,

我們學校是兜底的


北京的中學里,蒲公英中學是個“異類”。它位于南五環,北京大興區,創建于2005年,是一所公益性、民辦非營利性學校,只招收務工家庭子弟,并獲得教育系統和民政系統的批準。


打工子弟們就像蒲公英,跟隨父母四海為家,他們生命力頑強,在哪里都能落地生根。這所蒲公英中學,就是他們在這異鄉生根發芽的地方。


2019年1月22日,北京市大興區,蒲公英中學舊校區的校門。


蒲公英中學的創立人鄭洪是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在來京務工人員聚集的南五環創立這所學校,她就是想給這些家庭的子弟們提供一個可以接受合格初中教育的場所。


學校創立之前的走訪調查,讓鄭洪了解到,當時北京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卻唯獨沒有初中,那些已有的學校又大多以盈利性為主,且基本沒有辦學許可證。


蒲公英中學舊校區的教室。


2019年9月5日,蒲公英中學新校區,學生在新教室上課。


創建之初,蒲公英中學的校址選在北京南五環一個廢棄工廠,在社會各界和大興區政府的幫助下,2018年11月,這所學校從廢棄工廠搬到了專門新建的校區。


辦學至今,學校的經費都來自社會各界的捐助。


2019年3月5日,蒲公英中學開學典禮上,受到表彰的教職員工。


蒲公英中學現有教職工81人,其中44名是一線教學人員,44名教師中有8名教師專科學歷,30名教師本科學歷,6名教師研究生學歷。


該校現有學生480人,15個教學班,學生來自全國26個省,400多個村落。


蒲公英中學的招生主要靠面試,面試學生和家長。面談過后,入學機會傾向給那些家庭情況更困難的孩子,因為“家庭困難的孩子,更需要蒲公英這張課桌”。


打工子弟們初中畢業后,無法升入本地高中并在北京參加高考,他們有三種選擇:去河北上高中、回戶籍地上高中或者在北京上職業學校。


近三年,蒲公英中學保持了100%的升學率,其中2019年畢業生85.7%升入普通高中,14.3%入讀職業高中。那些繼續高中學業的學生,一半去了河北,一半回到了各自戶籍所在地。


2019年2月25日,新學期開始,蒲公英中學新校區寢室,一位家長在幫孩子整理床鋪。


“別的學校是選尖兒的,我們學校是兜底的。”一位老師對鈦媒體《在線》說,“這些孩子剛入學時基礎知識比較差,很多學生連26個英文字母都不懂,語文寫作文也有很多錯別字。”


學生家長只有9%上過高中,他們大多從事各種生產、服務等底層工作,以零工為主,月收入多在2000元-4000元不等。孩子們也隨著父母工作而漂泊,蒲公英中學,是他們的一片港灣。


“撿”來的家


2019年9月17日,蒲公英中學,一場拔河比賽上,14歲的彭城(中)在拔河繩上“壓軸”。


彭城是蒲公英中學九年級學生,他是班上的班長兼體育委員,愛好打籃球,喜歡組織和參與課外集體活動。


彭城在化學課上做實驗。


“他沒有班干部的架子,很熱情,關鍵是長得還帥。” 彭城的一位同學對鈦媒體《在線》說,自己有不會的題就會請教他,他也會很耐心地講解。


老師評價彭城說,他非常熱心,對班級的事情主動負責,學習成績中上水平,進步很大。


9月6日,周五下午學校開始放假,彭城在公交車站等車回家。他家到學校27公里,公交車車程105分鐘。


他來自山東,8歲那年,父母到北京打工,把他也帶在了身邊。


那是一個深夜,一家人坐了十幾個小時硬座到達北京黃村火車站,走出火車站,爸爸領著他和媽媽去公交站場排隊坐公交。


那是第一次看到公交車,他非常興奮,因為那些“綠色大客車”看上去比老家所有的車都大。


到了落腳的地下室,推開門,整間屋子除了一張床,什么都沒有。在那間空空的屋子,一家人開始了在北京的日子。


2019年9月7日,北京,彭城一家三口的住所,這是一個單間。


在北京6年,彭城父親做了6年門衛、保安,媽媽一直干保潔。期間因為工作變動和北京的地下室清查,他們搬了5次家。


彭城最喜歡現在住的這個地方,因為這里不會面臨突擊檢查。


為了省錢,租金便宜的地下室曾是很多在京務工者的首選。但住地下室,常常要面對檢查,只要檢查不合格,他們就會立刻被要求搬家。


來檢查的人,說話都“特別沖”,彭城說,那些人說是要他們搬家,實際上就是攆他們走,“新地方還沒找好,一天之內必須搬走” 。


之前,一家人都提心吊膽,他們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人來檢查,不知道檢查之后會不會讓他們搬走,更加不知道如果被要求搬走,他們再去哪里落腳。


父母每次慌慌張張應對檢查、低聲下氣跟人說好話的樣子,讓彭城很心疼。


2017年冬天,北京西紅門新建村那場奪走19個人生命的重大火災事故發生后,彭城一家面對的檢查更加嚴格且頻繁。


這是他們在北京的第五個家:一個不足25平的單間,沒有水、不能做飯、電壓不穩、通風不佳、沒有廁所,雖然條件不佳,但不用再擔心突擊檢查。


彭城母親在整理自己撿來的廢塑料瓶。


彭城母親是一名保潔員,每天下班回家后,她會在住處一帶撿礦泉水瓶、廢紙殼等廢品,攢起來賣。


 一個礦泉水瓶五分錢,一大包算下來能賣九、十塊錢。她覺得夏天好,夏天熱,喝飲料的人多,瓶子多。每個月,靠撿廢品賣,她能賺來200塊錢補貼家用。


彭城往冰箱放花卷和饅頭,這些都是他媽媽親手做的。


從之前的五環外搬進三環,這個精打細算的女人,感到了生活上很多不便之處。最重要的是物價變化,跟五環外相比,三環物價“高得離譜”。她從不在住處附近的市場買菜,“不僅貴很多,而且不能講價也不給抹零頭”。


她買菜的地點仍然在五環外,每個星期她只買一次菜,一次買夠一家人7天的量。“騎電動車去買”,她熟悉那些菜市場的規律,菜販們晚上七點半以后大甩賣,“一塊五毛錢可以買一大包有點焉的茄子”。


彭城母親撿來的鞋。


彭城母親曾在別墅區做保潔,那些住著三層別墅的業主,時不時會丟棄一些沒使用過的物品和沒穿過的衣服鞋帽。


她說,下班路上,順路走一圈,撿東西就像逛商店一樣:高檔衣服、床單被罩什么都有,標簽都完整地掛在上面。


撿到的生活用品和衣物,能用的留下,不能用的賣掉:一雙九成新的鞋能賣五塊錢一雙,普通的兩三塊錢一雙,衣服一塊五一斤。


“能撿來用的,花錢買就是浪費”,這家人“每一塊錢都來之不易”,他們舍不得浪費。這個家,從柜子、床架到電飯煲,都是撿來的。


當保潔員的主業之外,彭城母親還做鐘點工,為了多掙一點,她恨不得天天有事做,逢年過節也不例外。


一年冬天,她幫人清理一個水池的落葉,雙腿在水里泡過后落下病根,從那以后每年冬天她都會腿疼。


做保潔反復彎腰擦桌拖地,她的腰也落下酸痛的毛病,夏天干活都要裹著秋褲。為了省錢,她沒舍得去醫院看,平時只吃些藥和鈣片、貼一貼膏藥緩解疼痛。


2019年9月7日,彭城父親在自己值班的門衛室為業主取快遞。


彭城的爸爸在小區當門衛,還兼著打掃院子、清理垃圾。只要有空,他也會在小區一帶撿拾廢品,賣錢補貼家用。


彭城做好飯,給爸爸送飯過去。


到北京之后,彭城“一夜長大了”,他開始主動分擔家務,8歲就學會了做飯。在彭城媽媽眼里,彭城的廚藝是家里最好的。


彭城和母親在家。


作為一個媽媽,她覺得自己并不合格。陪伴孩子的時間很少,每天都要工作,她幾乎沒有專門看著孩子寫過作業,也沒有專門陪著孩子玩過。


在小區做保潔,她看著別人家的小孩有全家五口人陪著玩,想到自己沒有真正陪孩子玩過,就覺得自己做得太少,感到很內疚。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一天回家,給孩子買點好吃的作為“補償”。


“如果有條件、有時間,我想參加他的每次家長會、開學典禮、結課典禮,想見證他的一些重要時刻。”她對鈦媒體《在線》說,彭城在蒲公英中學上學兩年,她只參加過一次家長會,因為時間不允許,工作沒辦法請假,“請假會扣錢,有時候就算扣錢領導也可能不給批假。”


2019年5月9日,蒲公英中學,課外興趣班上,彭城和同學一起學習非洲鼓。


她把孩子改變命運的機會壓在了努力學習、接受好的教育上。


她說,小時候特別喜歡讀書,成績也不錯,但家里條件不好,又重男輕女,只有哥哥有機會上學,她只讀到六年級就輟學下地干活。


她一直覺得,如果自己再多上幾年學“不至于混成現在這樣”,“同班同學有當老師的、有干公務員的,我在干苦力,我也不比人家差呀,只要一細想,我還一肚子氣。”


她曾暗暗發誓,無論多窮,砸鍋賣鐵也要好好供孩子念書。


“我們兩口子只能靠苦力掙錢,掙錢少又累,還經常受各種委屈,不想讓孩子再走我們這條路。”她希望兒子可以考上好大學,找一個安穩的、靠腦力掙錢的工作。


在老家,他們有四間20多年的舊磚房小院。一家人常年在外,房前已長滿雜草。


彭城的媽媽偶爾也懷念農家小院生活,在那個小院,她一點也不會感到憋屈,物價也不貴,不像在北京,貨比三家還不舍得花錢。


“這里打工比老家掙得多,再難也要混下去。有時候想想,在這要是能有一個哪怕像廁所那么大安穩的地兒我也知足了,不過不太可能。”兩口子想好了,要一直在北京打工,一直到干不動那天再回去。


彭城在課堂上主持一個班級活動。


北京和老家,在彭城看來,去哪里都一樣,只要跟爸媽在一起的地方,就是他的家。


彭城覺得自己比老家的留守兒童幸運,因為他能夠在北京上學,能跟父母在一起。初中階段還剩一年時間,他想努力考一個河北的高中,然后考上大學。


2018年春節,彭城跟父母住在二環一個親戚家,整個假期,他沒聽到一聲爆竹響,這種異常的安靜,跟老家的年味差別太大,急得他想跑到五環外去放炮仗。


走向哈佛,是癡人說夢么


2019年5月17日,北京市豐臺區大紅門,14歲女孩曾祺在家做作業。


曾祺是蒲公英中學九年級學生,跟彭城一樣,她也是8歲那年跟隨父母來到北京。


2019年5月12日,星期天,曾祺準備去學校上興趣班。


曾祺的家在一片林地里,整棟房子有六間屋,曾祺和父母住在其中一個單間,其他住戶也都是曾祺家的親戚。


在北京6年,曾祺一家共搬家3次,她最喜歡現在住的這個地方。因為在這里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樹林環境很好,離上學的地方也近。


曾祺還記得6年前的情形。一家人坐著長途客車到達北京,下車后,3個人拎著大包小包,走了很久才走到“一個很空曠的屋子”,屋子里一件家具都沒有,能清晰地聽到火車駛過的聲音。


曾祺的媽媽身患疾病,無法工作,除了吃喝能夠簡單自理,其他都需要人照料。


14年前,曾祺出生時,曾祺母親子宮大出血,四天做了兩次大手術,第二次手術前,醫院還下了病危通知書。


萬幸的是,手術成功,曾祺母親的命保住了,但卻落下了一些后遺癥,必須靠藥物維持情緒。


曾祺父母在互相打趣。


“救回來是姑娘的福氣,姑娘至少還有個媽。”經歷變故,這個男人仍然心存感恩,至少還活著,至少一家人還在一起。


從小到大,父親是曾祺唯一可以依靠的親人。


6歲時,爸爸出門打工,她被送到姥姥家生活。雖然姥姥對她照顧有加,但她依舊感到疏離,覺得自己還是“寄人籬下”,這種感覺深深地烙在她心里,從那次以后,曾祺要求和爸爸一起生活,爸爸去哪,她就去哪。


那以后,無論是去打工,還是擺地攤,父親都會帶著曾祺,遇到冬天刮風,父女倆擺地攤,父親會把女兒塞進自己大衣裹著,為女兒取暖。


他從沒打過女兒,也很少批評女兒,女兒也很乖很聽話,“她是一個特別敏感的小孩,自尊心強。”


女兒3歲時,跟他到鎮上趕集,看見學校就大聲喊“要去上學”,這讓他非常高興,他下定決心要好好供女兒讀書。


9月14日,北京大興區,曾祺的父親在修建一塊草坪。


曾祺的父親是一名林業員,這份工作,他已經干了5年,負責草坪和林區養護,平時負責種樹、修樹枝、剪草坪。


“爸爸很辛苦,要一個人養活我媽和我。”曾祺很體恤爸爸,很多事情,她能自己能解決,就不會和爸爸說。


她常常看見爸爸雙手腫脹、渾身沾滿碎草末,到家后已經是累到一句話都不想說。


曾祺和同學在蒲公英中學周末的單簧管興趣班上課。


蒲公英中學設有周末興趣課程,由校外的志愿者教授音樂、舞蹈、演講等才藝,學生可以免費報名學習。


曾祺學習單簧管兩年了,她能輕松閉目演奏《天鵝湖》等經典曲目。


在老師眼里,曾祺這樣的家庭背景,反而讓她更堅強、樂觀,更早熟懂事。“在蒲公英中學,很少有學生因為家庭條件不好而自卑。”一位老師對鈦媒體《在線》說,跟留守兒童相比,他們的眼界開闊很多。


在愛心企業的幫助下,曾祺所在的班級集體來到北京國貿的冰場學習滑冰。


在蒲公英中學,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培養一些興趣愛好,并找到志愿者免費學習。如果想去教培機構學習類似的興趣課程,他們的家庭往往無法負擔。


在愛心人士的組織和幫助下,學生們還經常有機會去聽音樂會、參觀各種藝術類的展覽。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志愿者,也會定期地來到這里跟學生們交流,開闊他們的眼界。


9月5日,蒲公英中學,曾祺在課間休息。


學習上,曾祺很要強,她的成績一直維持在全年級前十,但她認為自己只是中等生而不是優秀生,離拔尖還有一段距離。


曾祺不想回老家讀高中。離開6年,以前的朋友幾乎都沒有交集和聯系,北京是她更熟悉的地方,在北京她有很多好朋友。


到北京上學,她最大的收獲是改變了對未來的看法,以前她不覺得努力學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現在她只想專心搞好成績,她說“學歷是一份好工作的敲門磚”。


“努力學習為了以后生活的更好,但愿未來至少不用睡在外面,有一個固定的地方。”曾祺對鈦媒體《在線》說,上學是讓她最開心的事,只要放假她就會感到無聊。


周末時光,曾祺打開了自己最愛看的綜藝節目。


這臺電腦是爸爸撿來的,寫完作業,曾祺就靠玩電腦消磨假期時光,周圍沒有同齡朋友,她只能一個人呆在家里。


她喜歡看跑男,最喜歡陳赫,陳赫曾經在節目里專門為女兒買裙子,曾祺覺得他不只是一個搞笑明星,更是一個好爸爸。


“曾祺就是我的全部。”曾祺的父親說,等女兒長大了,他也就老了,所以他對自己沒有什么期盼,只希望把女兒帶好。


他希望女兒考上大學,將來能當醫生或者老師。在他眼里,這兩份職業特別穩定,既不需要出苦力、也不用受風吹日曬,更不用擔心隨時被老板辭退。


剛學會用智能手機上網,他就在手機上查詢“全國最好的大學”,“清華大學”隨機出現在頁面頂端,他對高考和升學沒什么了解,也不知道清華大學在哪里,但既然是全國最好的大學,他希望女兒能有機會考上清華大學。


蒲公英中學舊址,教室心愿墻上,一名學生在紅色心愿紙上寫著,自己想要成為一名牽犬師。


對蒲公英中學的畢業生來說,有朝一日考上名牌大學,并不是癡人說夢:這里走出去的學生中,就有考上北大、杜克、哈佛等世界知名大學的案例。


2019年,蒲公英中學的2010屆畢業生段孟宇被哈佛大學錄取為“教育政策”方向碩士研究生。


段孟宇也是務工家庭子弟,認真讀書、探索世界的種子,就是段孟宇在蒲公英中學讀書期間,跟哈佛大學的外國志愿者們交流時埋下的。


對彭城和曾祺來說,段孟宇是榜樣。


那間蝸居的小屋,是他們現在的小世界,蒲公英是他們看到更大世界的窗口,從這里開始,他們的人生也有了更多可能性。(本文首發鈦媒體,鈦媒體攝影師/孫林徽 編輯/陳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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